琉球故事
作者：林泉忠
琉球故事〈一〉：何謂“祖國”？
摘要
自從現代國家建立以後，「祖國」對許多國民而言，已經成爲毫不含糊的概念，然而對某些人而言則非理所當然。這還不只限於離鄉背井的移民，還包括一部分一直住在老家的「邊陲人」。作爲一個夾在中日之間的半獨立王國，琉球所經歷的源於「現代」的巨大衝擊，使其民衆在形成自我認同的道路上幾經波折，而「祖國」的概念在沖繩也變得「異常」的弔詭。這裡所指的「現代衝擊」包括兩個層面。其一，琉球在進入現代之前，「及時」地為日本所吞併並易名為沖繩，使「琉球意識」失去成長為琉球民族主義的機會；其二，「脫中入日」後的沖繩被徹底地實施面向日本的同化政策，導致其文化結構發生變化，認同也隨之發生本質上的變異。在過去近一百三十年間，沖繩社會在摸索認同的過程中所展現的最具獨特性的現象，是時而強調自己的沖繩人意識、為過去那輝煌的琉球國歷史與文化而自豪，時而視日本為祖國、熱切嚮往成爲日本人，並重復了三次如此的跌宕起伏。「祖國」在沖繩的弔詭現象，暴露了現代國家在追求國民整合過程中，「中心」對「邊陲」所實施的國家暴力，同時也揭示了同化政策的局限。
「祖國」也稱「母國」，基本上是近代以來產生的概念。
「祖國」這一詞語在明清的史書中已多次出現，多談及回人的原居地。譬如《大明一統志》（1461年）以及《明史》（1739年），均提到「默德那國，即囘囘祖國也」[1]。晚清魏源的《聖武記》（1842年）也有「巴社者，回回祖國」的記載[2]。另外，清末秋瑾的詩〈柬某君〉裏有「頭顱肯使閒中老，祖國寧甘劫後灰」的詩句[3]。嚴格而言，以上提到的「祖國」，所指的均非如今人們所熟悉的「國家」[4]。不過，各自所指涉的也不盡相同。
《大明一統志》、《明史》與《聖武記》中「祖國」所指的應是「祖先所居之地」，與「家鄉」、「老家」相近。這可從《海國四說》(1846) 中同樣描述回人原居地的「巴社者，囘囘之祖家」[5]裏得到佐證。
另一方面，英文裏也有Motherland一詞，常被譯為「故土」或「母國」，原意也同樣沒有「國家」的含義，與Hometown意思接近。然而，到了近代，隨著主權國家概念的出現與實踐，無論是漢文裏的「祖國」還是英文的Motherland，都被賦予了新的涵義，所指涉的也就不再祗是「故鄉」，而擴大到根據國界而劃分的「國家」，因此「祖國」就脫胎換骨，變成了「祖籍所在的國家」。秋瑾的〈柬某君〉寫於留學東瀛之後，既有了異國經驗，也接觸了其時被日本積極引進的西方思想。儘管當時秋瑾理想中的共和中國還未出現，不過「祖國寧甘劫後灰」中的「祖國」應超越了「故土」或「家鄉」的概念，帶有了具現代意義的「祖籍之國家」的含義。
隨著現代民族主義（國族主義）的湧現與民族（國民）國家的一一建立，對許多人而言，「祖國」的概念愈來愈清晰，來得理所當然，也從來無需猶豫、煩惱何處是「祖國」；然而，對有些人而言，「祖國」其實並不來得那麽的必然，時而清晰，時而模糊，甚至可以更換，也有可能增減。而後者其實並不局限於跨越國界，擁有雙重文化的移民或多國生活者，還包括了許多從未離開過家鄉的人。
從未離鄉背井的人，爲何也會圍繞著「祖國」而煩惱呢？其實，祗要了解到現代國家是如何建立的，那麽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民族自決」，主張每個民族有權建立自己的國家。然而，巡視存在於今天的將近兩百個主權國家，可以發現幾乎清一色是多民族國家。而這些國家大部分都主要由當中最大的民族而建立，同時在劃定國界時，「自然地」把一些「少數民族」的區域納為自己國土的一部分。主導建立自己新國家的大民族，隨著新國家的成型，在形成或轉換自己的身份成爲該國國民的過程中，往往比較順利。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新國家由自己或祖輩參與建立；其二，自己原有的民族文化，自然而然地成爲新國家的國民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本上不存在被「同化」的問題。因此，在產生對新國家的歸屬意識問題上，通常來得迅速與自然，「祖國」也就基本上成爲沒有非議的共識。
然而，在過渡到現代的歷史過程中，沒能建立自己國家的民族，大多成了某個主權國家裏的「少數民族」。這些「少數民族」對由大民族主導的新國家，大部分存在不同程度的認同問題[6]。換言之，對許許多多的「少數民族」而言，新的國家不必然是自己的「祖國」，自從被納進去成爲一個現代國家中的一部分的那一刻起，思索「祖國」的漫長歷程也就開始了。
然而，對「祖國」產生模糊的，也不限於一般意義上的「少數民族」。筆者在研究「邊陲東亞」[7]地區認同問題的普遍性時，發現臺灣、香港、澳門與沖繩（琉球）這四個地區都不約而同地對「祖國」存在著不同程度上的認知問題。
臺灣、香港與澳門地區，就其族群結構而言，都是以漢民族為主體的社會，與中國大陸無異。然而，由於特別是近代以來有別與母國的歷史經驗，造就了與母國的隔閡，產生對「祖國」的模糊意識。這裏所謂相異的「歷史經驗」，指的是在接受外族殖民統治的同時，沒有全程參與「故土」在蛻變成現代「祖國」的建設過程（nation building）。值得一提的是，這三個地區對「祖國」產生不同程度的距離，從認同結構而言，並非是對殖民宗主國的歸心，而是因爲產生了新的本土認同。以香港為例，直至一九七○年代，香港的民衆多以各自的故鄉祖籍，如「台山人」「番禺人」「潮州人」「客家人」「福建人」「上海人」等來區分彼此。而在這時，作爲具普遍性本土歸屬意識的「香港人」的概念還沒有明顯浮現。這意味著「祖國」的概念在當時的香港社會還不至於非常的模糊，而對各自家鄉的強調，實際上扮演著香港社會與「祖國」之間的橋梁作用[8]。而後出現的「香港人」意識及其呈現的局部政治化，促使「祖國」的概念在香港社會中變得越來越弔詭了。其中導致「祖國」概念模糊化的一個環節，是「家鄉」的概念本身發生了質的變化。從一九六○年代前把香港視爲「逃難寄居地」到一九七○年代後稱「香港是我家」，就是一個具標誌意義的重要轉折。
與臺灣、香港及澳門相比，「祖國」於沖繩而言，便顯得更弔詭，更匪夷所思了。
沖繩，舊稱「琉球」，曾經擁有過長達近五個世紀的王國歷史，也曾視中國為「父母之國」，在進入現代的過程中，為日本所吞併。其後，儘管受到各種歧視，也經歷了起因於日本對外侵略的毀滅性沖繩戰，然而在戰後脫離了日本統治後，沖繩民衆卻在一九五○年代起自發地推動了波瀾壯闊的要求「復歸祖國」——日本的運動。究竟「祖國」對沖繩而言，意味著什麽？如何解釋這種「倒錯」現象？
本文嘗試以「中心——邊陲」關係於現代的變遷是如何衝擊夾在中國與日本之間的琉球為切入點，探討近代以來沖繩民衆對「祖國」的認知以及自身認同的變遷。
* 作者林泉忠，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法學博士﹐自2002年起任日本國立琉球大學副教授，現為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傅爾布萊特學者。
[1] 李賢等編，大明一統志，卷九十〈默德那國〉(萬壽堂，明天順五年[1461年]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 ，頁1387。張廷玉等編，明史，卷三三二〈列傳第二二○，西域四·默德那〉(武英殿，清乾隆四年[1739年] ；臺北：中華書局，1974年) ，頁8625。「默德那」，今稱麥地那或麥地拿。「囘囘」指伊斯蘭或穆斯林。
[2] 魏源，聖武記，卷六（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170。
[3]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秋瑾集（上海：中華書局，1962年），頁84。
[4] 漢語的「國家」原為諸侯所封之「國」與士大夫所封之「家」的合稱，意指擁有特定疆界的統治區域及百姓。「天下」為其對應的概念，沒有特定疆域的限制。由於「國家」與源於歐洲的現代國家的概念大相逕庭，梁啟超於一九○二年提出「新史學」時，就曾揶揄舊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梁啟超，「新史學•中國之舊史學」，新民叢報，第一號（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2月8日）。
[5] 「凡巴社各百頭囘國，即西印度也」。梁廷枏，海國四說，上，卷三（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刻本；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6] 即所謂的「國民整合」的問題。筆者以爲，問題的程度主要取決於他們自身能否積極投入國家建設，積極接受大民族的同化。
[7] 有關新地域概念「邊陲東亞」的定義與該地區的特徵，參閲林泉忠，「『辺境東アジア』：新たな地域概念の構築」，国際政治（東京），第135期（日本国際政治学会，2004年4月），頁133~152；林泉忠，「辺境東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ポリティクス：沖縄・台湾・香港（東京：明石書店，2005年）。
[8] 不過，這種以家鄉祖籍為橋梁的「祖國」認知，其本質充其量為族群認同的局部延伸，未必到達國家認同的層面。事實上，在國家認同上，一九九○年代以前的香港社會明顯地存在著兩個「祖國」。弔詭的是，並非中國與英國，而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琉球故事〈二〉：沖繩歷史上的「國家」
臺灣自一九九○年代湧現出「臺灣民族主義」以來，社會上長期存在著看不到出口的認同危機，其嚴重程度為東亞地區之冠。誠然，其原因錯綜複雜，既與臺灣自身經歷的殖民地經驗有關，也與戰後中國的分裂，國民黨的治臺政策，乃至國際關係的變化分不開。值得強調的是，一九四九年後「中華民國」單獨存在於臺灣這一歷史事實與經驗，也是不應被忽視的因素。無論這個「國」是否為主權國，其存在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如何，是否為國際社會所承認，作爲一個自主的政治共同體（或稱「政治實體」），其存在對共同體内形成區隔其它「國家」的歸屬意識，起著框架式的硬體作用[1]。
即使該「國家」已不復存在，然而「曾經存在過」這一歷史事實，對該地區住民日後在建構自我認同上所扮演的角色依然重要。這除了是因爲「故國」提供了其後裔凝聚認同意識的紐帶以及想像空間外，也因爲擁有過「國家」的歷史，強化了對該地區要求政治自主，乃至建國或「復國」主張的民族主義正當性。從以色列到巴勒斯坦，從波羅地海三國到新獨立的蒙特尼哥羅（或譯「黑山」），人們對故國的情懷化成了投入民族運動的動力，而「復國」的論述，則成了實現政治自主不可或缺的武器。從這點而言，沖繩也不例外。
檢視所有沖繩民族主義的論述，可以發現：幾乎所有論述沒有不提及那存在了五百年的王國歷史。不止於此，沖繩過去那擁有「獨立國家」的歷史記憶與因日本的吞併而亡國後的近現代史經驗，還成爲如今沖繩爭取權益或與中央政府抗爭的籌碼。譬如，一九九六年圍繞著美軍基地問題而引發的沖繩與中央的一連串激烈衝突中，沖繩縣知事大田昌秀在拒絕簽署延長美軍基地使用權訴訟的陳述書裏，就在前部分花了近五十頁的篇幅，詳細陳述了曾經是「獨立國家」的沖繩在日本統治下的苦難歷史[2]。這段歷史基本上與戰後才出現的美軍基地毫無相干，大田知事的「善用」歷史，支持了圍繞著族群認同何以被凝聚與激活的衆多理論研究中的「工具論」觀點。
即使沒有明確的目的或抗爭對象，一般沖繩民衆對那一段有別於日本本土的五百年王國歷史與文化仍是津津樂道的。這一點從一般觸及沖繩歷史的簡單陳述，譬如許多觀光介紹資料中，也可以得到印證。值得去留意的，是這些介紹資料中所言及的有關琉球王國的定位。近年流行著一種説法，幾乎已經成了一種定説，即「琉球本來是一個獨立國家，但是自一六○九年薩摩入侵後，琉球就喪失了獨立的地位」。分析該説法的語境，筆者以爲重點在於通過強調過去的琉球，與今天的沖繩不同，並非日本的一部分，而是擁有過自己的國家和獨特的文化，來表達對沖繩的認同感。不過，如此的琉球「國家觀」是否符合客觀事實？筆者以爲值得商榷。那麽究竟應如何定位「琉球國」？琉球與中國以及日本又是何種關係呢？
巡視琉球國的歷史，雖然其間經歷了跌宕起伏，然而整個歷史脈絡卻是比較清晰的。琉球於一四二九年建國，直至一八七九年為明治日本所吞併爲止，王國一共維繫了四百五十年之久。琉球王國由始至終一直被納進「中華世界體系」[3]（或稱「華夷秩序」）裏面，幾乎不曾中斷，即使在明清交替時期，與「天朝上國」皇帝之間的「朝貢――冊封」關係也很快得到恢復。其實，琉球向中國朝貢始於其前身的「三山」[4]時期。明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三山」裏的「中山」率先遣使向明朝朝貢，「山北」與「山南」也隨後跟進[5]。與「琉球」以及國王的姓氏「尚」一樣，「三山」的稱謂亦為中國皇帝所賜，其中「山」有島或國的含義[6]。
中國與琉球的宗屬關係長達五百年之久，其間中國極少直接介入琉球的内政。不過，琉球的建國以及王國初期的運作卻與明朝有密切的關係。譬如，「三山」時期，就有程復、王茂、葉希尹、懷機等來自明朝的人才得到重用，他們多位居國相乃至攝政，其中最爲人樂道的是輔助中山王的懷機。懷機除了妙用兵法，直接促使尚巴士統一琉球外，還主導了王宮首里城與那霸港的建造，並開啓了與南洋的貿易關係。然而，究竟懷機如何前來琉球，至今未有定説，其中較有力的説法，是接受明朝皇帝的派遣，前來輔助琉球的建國。明朝與琉球的密切關係，還包括關係伊始就開始接受琉球定期派遣官生[7]前往國子監就學，並賜琉球「閩人三十六姓」[8]，以協助王國之營運。
琉球國運的一大轉折是位於日本鹿兒島地區的薩摩藩於一六○九年派兵入侵，琉球並從此被迫暗地裏向日本稱臣，定期交納沉重的賦稅。此後二百七十年間，琉球遭受到薩摩的經濟壓榨與政治控制[9]，然而薩摩與琉球的關係並沒有公開，使得琉球的國體得以續存，而中琉的宗屬關係也得到維繫。如此一方面奉中國為正朔，安於「中華世界體系」內，而另一方面，又屈服於日本，接受某種程度控制的「雙重附屬國」身份，戰後琉球的史學家們稱之爲「兩屬時代」。
如上所述，如今沖繩的不少歷史記述，趨向認為獨立的琉球王國在薩摩入侵後喪失了獨立性。其實，客觀而言，在此之前琉球已為中國之藩屬，並非完全獨立的王國，祗是薩摩的介入，進一步削弱了琉球的獨立性。儘管如此，琉球作為有一定自主性的一國地位在步入近代時期也相繼得到了一些歐美國家的承認。這種可能蛻變成近代主權國的地位，從一八五四年琉球與美國簽署「琉美和親条約」、一八五五年與法國簽署「琉法和親条約」以及於一八五九年與荷蘭簽署「琉蘭和親条約」都可以得到佐證。整體而言，琉球一方面為中國與日本的「附屬國」，另一方面又能維持自己的國體。因此，其王國時代的地位，著實應視為「半獨立王國」。
面對如此的王國地位，王國末期的琉球人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國家」？抱有如何的國家意識？同時如何理解琉球與中日之間的關係呢？
[1] 誠然，這個共同體自身的國家定位與認同取向如何，將影響該歸屬意識是趨向穩定，抑或帶來混亂。
[2] 見沖縄県編，沖縄：苦難の現代史――代理署名拒否訴訟準備書面より（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頁1~50。
[3] 「華夷秩序」的本質是前近代東亞地區長期存在的一種世界體系，筆者根據該特徵提出「中華世界體系」，取代古色古香的「華夷秩序」，也有別於美國學者費正清提出的「中華世界秩序」。參閲林泉忠，前引論文（2004年），頁133~152。
[4] 「三山」為「城堡時代」之後期。「城堡時代」大約始於十二世紀，其間號稱「按司」的豪族各自據地築城，出現群雄割據的局面，直至一三二二年左右才形成三大勢力。
[5] 「三山」之所以爭相向中國朝貢，根據沖繩史學家高良倉吉之說，乃爲樹立各自的王統合法性，以及獲取當時的貿易參與權。見高良倉吉，琉球王国の構造（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年），頁13~16。
[6] 新城俊昭編，高等学校琉球・沖縄史，新訂・増補版（那覇：工房東洋企画，2001年），頁36。
[7] 官費留學生。多被派往北京國子監就學，由中國提供學習與生活費。在該制度下，從一三九二年至一八六九年期間，琉球共派遣了二十四期一百二十六名官生。除此之外，還有私費留學的稱「勤學」，多前往福州，以「琉球舘」為據點，其人數則為官生之數倍之多。參閲新城俊昭編，前引書，頁39～40。
[8] 「閩人三十六姓」為明皇所賜，目的為輔助琉球王國政治、外交、經濟、文教、技術等領域之運作。移居琉球的「閩人三十六姓」聚居那霸，形成具獨特地位與文化風格的久米村，也稱「唐營」或「朱明府」。有關「閩人三十六姓」以及久米村等﹐參閱太田良博，間違いだらけの沖縄史――陰の王国「那覇朱明府」（那覇：月刊沖縄社，1983年）；田名真之，「古琉球の久米村」，新琉球史――古琉球編（那覇：琉球新報社，1992年），頁223～258；田名真之，「近世久米村の成立と展開」，新琉球史――近世編（那覇：琉球新報社，1992年），頁159～180。
[9] 薩摩於一六○九年入侵琉球後﹐於那覇設立的「在番奉行」在佔領初期直接干預了琉球的內政﹐包括王府高層人事等。然而﹐一六二四年以後「在番奉行」實質上所執行的功能﹐被指基本上祇停留在監視琉球王府﹐監督上繳年貢上﹐並沒有長期地直接掌握琉球王府的最高決策權。因此有關薩摩的「統治琉球」說﹐實值得商榷並有待進一步研究。
琉球故事〈三〉：琉末菁英的「國家」意識
要瞭解前近代時期某社會的國家與民族認同，這對任何一個認同研究者而言，恐怕是最難駕馭的課題。不過，認同意識產生的基本條件之一是必須具有與他者接觸與交流的經驗。從該觀點而言，由於琉球在五百多年的歷史中，由始至終一直處在較高頻率的對外接觸與交流狀態中，因此在琉球王朝部分菁英中存在某種程度的「我他意識」乃至「國家」歸屬意識是有可能的。
具體而言，琉球除了與中日之間有著包括多方面交流的長久宗屬關係外，過去與朝鮮以及南洋諸國頻密的貿易往來，加上如前所述的十九世紀中葉琉球與西方列強接觸與踫撞的經驗，都有助在部分琉球菁英之間萌芽一定程度的歸屬意識。以下嘗試從幾份文獻資料中，窺探出其中端倪。
沖繩縣立博物館中，至今仍保存著一四五八年受其時的國王尚泰久之命而鑄造的一口鐘，稱爲「萬國津梁之鐘」，該梵鐘曾長期懸挂在王宮首里城的正殿前。其銘文寫道「琉球國者南海勝地而，鍾三韓之秀，以大明為輔車,以日域為唇齒，在此中間湧出之蓬萊嶋也，以舟楫為萬國之津梁，異產至寶充滿十方刹……」。内容除了凸顯對因貿易而繁榮一時的琉球充滿自豪感外，也較清楚地描繪了琉球與周邊的關係，其中與中國的關係用了「輔車」，而與日本的關係則用了「唇齒」來形容，顯示了與兩國不可分割的親近關係。
不過，除了「密切」外，琉球的中國（大明）觀與日本（大和）觀在該梵鐘的銘文中並沒有清楚表述出來。另一方面，琉球民間長久流傳著一種傳統的説法：「唐乃傘，大和乃馬蹄，沖繩乃針頭」。意為中國如傘，沖繩受其庇護，日本如馬蹄，沖繩受其踐踏，而沖繩自己則如針頭般弱小。其中流露了對中日的好惡觀感，當可理解為琉球對與中國的宗屬關係賦予了正面的評價，而對日關係的評價則是較負面的。
另外，從琉球末期的兩份資料中也可印證如此的中國觀與日本觀。
先看與中國的關係。日本在進入明治時期後不久就開始部署吞併琉球的計劃。一八七五年日本派遣内務大丞松田道之前往琉球，要求首里斷絕與中國的封貢關係，卻遭到主持國務的三司官[1]等以中琉關係乃「父子之道、君臣之義」為由而拒絕[2]。
至於與中國「父子」「君臣」的客觀關係，另一份資料中則作出了更爲具體的陳述。當時琉球雖然拒絕了日本的要求，卻也深感王國危機的來臨，遂派三司官等前往東京展開請願活動，除了向日本明治政府陳情外，當時也向各國駐東京使節求助，請求幫忙勸説。一八七八年十月十一日以「琉球國法司官」為署名（毛鳳来、馬兼才[3]）呈交荷蘭駐東京公使書簡的開頭，直接了當地道出了琉球與中國「父子」「君臣」的具體關係：「向列外藩……惟，國内政令，許其自治」[4]。
陳情書全文七百七十二字，在陳述理由，請求日本撤回斷絕中琉關係要求的同時，用了將近一半的篇幅，力陳十四世紀後半葉以降琉球之所以得以立國，全靠中國之庇護與輔助。其内容可分爲兩部分，其一涉及王國的建立與維繫，其二涉及琉球的社會與文化的營運方面。前者強調琉球之立國依賴與中國的封貢關係，而後者除了稱琉球「遵用中國年號、曆朔、文字」外，中國也「時召陪臣子弟入北京國子監讀書，遇有漂船遭風的難人，大清國各省督撫皆優加撫恤給糧修船，妥遣回國」等。
另一方面，遞交給清政府的琉球請願書中更無一不表達對中國的忠誠，譬如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三日由前進貢正使向文光呈至禮部的請願書中，就明確表述了永遠效忠中國的決心：以聖朝之聲威亟賜天討，復國復君，永遠為中朝之藩屬，仍修貢職，以守封疆奉宗社。即至國主，下及臣民，憶萬千年，均既戴皇恩憲徳[5]。
在強調中國「天恩高厚」的同時，該書信非但沒有言及對日本的好感，還流露了不滿。譬如指日本於一八七二年「逼令敝國改隷東京」，「又強以琉球事務、改附内務省」，表達了日本對「國小力弱」琉球的不當做法。值得一提的是，如此描述與日本的關係，實際上表明了至少在一八七二年以前，琉球並不隸屬於東京。而之前的琉球與薩摩藩的關係，則形容為「舊與薩摩藩往来」，其中用了「往來」一詞，間接顯示了琉球不願承認臣服於薩摩之下以及兩者間的不平等關係。
由於琉球文化深受中國與日本影響，因此在琉球士族菁英之間除了存在衆多對中國文化的孺慕者外，日本文化的推崇者也不乏其人。琉球王國末期位至三司官的向有恒（宜野灣親方朝保1823-1876年）便是當時琉球著名的和歌詩人，並編寫了《衝耦集》、《松凰集》等和歌集。
不過，即便是被視爲親日派的向有恒，其認同也並非歸向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後，琉球於一八七二年派遣慶賀團前往東京。該團由正使尚健（伊江王子）與副使向有恒率領[6]，由於其時未能察覺日本已經在部署吞併琉球，因此在與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會見時，琉球一行居然還向日方提出要求歸還一六○九年薩摩入侵琉球後所竊據的大島諸島（奄美諸島）[7]，謂該列島「固隷属我琉球，昔慶長年間為薩人押領」[8]。該資料顯示了雖然時隔二百六十七年，琉球菁英對昔日被薩摩所奪走的國土依然耿耿於懷。在認同意識上則透露了兩則訊息，其一，明顯區分了「我他關係」，即「我」為琉球，「他」為日本（包括薩摩）；其二，對琉球國土的執著[9]。領土意識向來被認同研究者視爲民族或國族認同感的重要表現方式，因此可解讀為這些琉球菁英已經存在著相當強烈的「琉球意識」。
而該「琉球意識」也在上述書簡中的「敝國雖小，自為一國」[10]得到清楚呈現。綜合王國末期琉球菁英的認同觀，當可歸納爲：一方面視中國為天朝父母國，自認列其外藩；另一方面則同時視琉球為自己的國家，並對其抱有一定程度的認同感。值得指出的是，琉球日後在正式進入現代的過程中，如有機會與其它中國外藩即朝鮮、安南（今之越南）等，蛻變成一個現代主權國家，那麽「琉球意識」當會轉化為較爲清晰的現代國家認同。因此，琉球也就自然地成爲現代意義上琉球人的「祖國」了。
然而，琉球的國運並非朝著如此的方向演進。在步入近代的過程中，東亞格局發生了歷史性變遷，「中華世界體系」分崩離析，與此同時大日本帝國崛起。處於中日夾縫中間的琉球，最終於一八七九年為日本所吞併，易為日本的「沖繩縣」。而其後的沖繩民衆則開始了摸索「祖國」，尋覓自我認同的漫長歷程。
[1] 三司官為統轄琉球王國政治的最高階官職。
[2] 喜舎場朝賢，琉球見聞録（東京：至言社，1977年），頁39。
[3] 毛鳳来之琉球名為「富川親方盛圭」，而馬兼才則為「與那原親方良傑」。王國時期的琉球菁英（士族階級）大多同時擁有中國名（「唐名」）與琉球名。
[4] 松田道之編，琉球処分，第2冊（下村冨士男編，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4巻外交篇）（東京：風間書房，1962年），頁179。
[5] 見王彥威（弢夫）、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北平外交史料編纂處刊本），巻三十七（1932年~1933年刊；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頁674~675；西里喜行編，琉球救国請願書集成，沖縄研究資料13（東京：法政大学沖縄文化研究所，1992年）。另外，前近代中國與琉球的宗屬關係，既非現代語境中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非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因此能否用現代的認同坐標來闡釋其時琉球對中國的效忠與向心力，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6] 同行的琉球主要官員還包括參議官向維新（喜屋武親雲上）。
[7] 奄美諸島於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後與沖繩縣合為美國所管治的「琉球」範圍，不過卻於一九五三年提早歸還給日本。
[8] 喜舎場朝賢，前引書，頁9。
[9] 琉球菁英們對國土的執著，在由毛精長（國頭親雲上盛乘，琉球最後一任進貢使）等人於一八八○年九月十八日遞交恭親王奕訢的請願書中也清楚表露出來：「敝國内有三府（指沖繩本島的島尻、中頭、國頭），東西寬處不過數十里，南北長不足四百里，外有三十六島，其中八島業於前明萬曆年間被倭占去，現有三十八島……」。見「毛精長等致總理衙門恭親王奕訢書」（1880年9月18日），輯於毛精長等，北京投稟抄（光緒五~八年[1879~1881年]，原福州琉球館藏，抄本現為沖繩縣立圖書館東恩納文庫所藏）；或見西里喜行，前引書（1992年），頁71~72。
[10] 松田道之，前引書，頁179。
琉球故事〈四〉：琉球所受的「現代衝擊」
具社會普遍性的認同意識如何產生？在這問題上，從戰後包括族群意識與民族主義在内的衆多先驅理論中，當可粗略地歸納為兩大類。一是「泛歷史學派」，另一則是「泛現代學派」。
「泛歷史學派」主張歷史的連續性，認爲認同意識是在歷史長河中逐漸形成，不應當是到了現代才突然出現的。屬於該派別的論者所強調的正是共同的族源、文化紐帶與歷史記憶等因素，同時積極地在歷史中尋找民族主義的起源[1]。而「泛現代派」則力陳現代以前的社會並不具備條件以形成社會共同的歸屬意識，民族主義祇能是現代社會的產物。
筆者基本上站在「泛現代派」的立場上，認爲在缺乏像現代社會中所享有的統一法律、市場、國民教育、大衆傳媒的情況下，國家認同乃至廣域的民族或者族群認同這類具社會普遍性的歸屬意識都不太可能得以凝聚。不過，筆者也以爲，即使是前現代社會，在一小部分有機會參與朝政並與「異邦」或「異族」有接觸的政治與社會文化菁英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族乃至國家意識是有可能的。如前有關王國時期「琉球意識」的論述，可視爲這種觀點的個案。同時，筆者還支持史密斯對「泛現代派」的質疑[2]，認爲國家認同以及具社會普遍性的族群認同不可能「憑空」地被「發明」[3]或「想像」出來[4]，而經常會以共同的族源、傳統文化、宗教、語言、王朝歷史、民族英雄等歷史符號作爲媒介的。
從「泛現代派」的觀點來看，琉球要在全社會形成以國家或民族為忠誠對象的認同意識，在前現代的王國時期顯然並不可能。換言之，上述在部分政治菁英之間存在的「琉球意識」欲將其效忠的對象從「忠君」進一步過渡或擴展到「愛國」，並將該認同感普及到全琉球，都需要「現代」的洗禮。
問題在於琉球社會的認同發展並非朝著如此的方向邁進，琉球在步入現代的過程中所經歷的巨大衝擊，導致了至今仍有不少沖繩民衆在質疑：「到底我們是誰？」「何處是祖國？」
誠然，包括東亞地區在内的所有民族在建立或過渡到現代國家的過程中，都經歷過不同程度的衝擊。然而，琉球民衆在民族與國家認同的建構上所處的困境，顯然不能與中國或日本、甚至朝鮮與越南同日而語。這種差異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各國在前近代東亞格局中所處的位置以及在進入現代前後所遭遇到的環境變遷。
東亞傳統的「世界」格局以「中華世界體系」為主軸。從「中心——邊陲」的視角來看，以「天朝上國」自居的中國是唯一的「中心」，而受其冊封的朝鮮與越南（安南）等屬國則為其「邊陲」。
日本在明朝中葉以降脫離了「中華世界體系」，其後又暗中控制琉球，實際上成爲一個「疑似中心」或「準中心」（其後取代中國，在近代成爲唯一的「中心」）[5]。這兩個東亞「中心」雖然在朝近代過渡時受到來自西方不同程度的外壓，然而由於基本保留了原先的國界，以致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以及凝聚現代國民意識上相對來得順利[6]。
而「邊陲」的朝鮮與越南，雖然當其長期依附的「中心」走向衰弱時，一度淪爲他國的殖民地，不過在殖民主義時代結束後，仍然獲得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機會[7]。由於在建構現代國家的過程中，新的國家與過去王國時期的歷史得以接軌，因此新的國民在建構民族與國家認同上，所受到的衝擊也也相對比較小[8]。
然而，曾與朝鮮、越南同列中國之屬國、位於東亞「邊陲」另一隅的琉球，近代以後在建構民族與國家認同上所走的路則大相逕庭。
琉球所經歷的「現代衝擊」可歸納為以下兩個層面。
首先是屬政治層面的「歸屬變更」。如前所述，琉球本為一半獨立的王國，一方面與中國維持以「封貢」為形式的宗屬關係，另一方面後來也臣服於薩摩。明治維新後，日本爲了「建立現代國家，劃定國界」，於一八七九年對「歸屬模糊」的琉球採取「處分」措施，將之併入「大日本帝國」的領土。是為琉球於近代以來經歷的首次歸屬變更。
這次變更在對琉球民衆在認同意識的形成上造成兩大影響。其一，由於琉球「及時」地被「處分」，以致琉末時期已在琉球菁英間萌芽的「琉球意識」，失去了受現代洗禮的機會，不能在其後的沖繩社會普遍地發展成具現代意義的「琉球民族主義」。其二，與其後新獲得的領土——臺灣與朝鮮不同的，是日本當時還未模仿套用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形式，沒有在琉球（改稱「沖繩」）設置總督府以統治之，而是採用「内地延伸」（改土歸流）的做法，設「沖繩縣」。由於該做法符合「建立現代國家，劃定國界」的説辭，在某種程度上「正當化」了日本吞併琉球的「合理性」；同時，在統治模式上與其他縣看齊[9]，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批判日本對沖繩所採用的歧視性政策，以及因此主張民族解放或獨立建國的正當性。
沖繩所遭遇的「現代衝擊」的另一個層面是文化上的「同化政策」[10]。由於受現代國家的特性所致，與前現代的國家相比，「中心」不但在政治上，還在文化上要求「邊陲」的忠誠，以求在領土範圍内政治單位與文化單位的一致性，並釀成統一的國家認同。由此一來，「同化政策」在許多現代國家的建設過程中，都不同程度地被強制性地推行。日本在「同化政策」的推行上更是徹底，這從它在其後的殖民地推行同樣力度的「同化政策」可見一斑[11]，這點與西方在對殖民地的經營上有著相當大的區別。日本在沖繩所強制實行的同化政策，除了日本語教育以及灌輸「忠君愛國」（忠「日本天皇」，愛「大日本帝國」）外，同時也壓制包括語言等沖繩的傳統文化。
「及時」的吞併與徹底的「同化」，這雙管齊下的「現代衝擊」對沖繩社會所帶來的震撼，不言而喻。其結果使沖繩社會迅速日本化，沖繩的民衆也搖身一變成了「日本人」，甚至參與了其後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不過，值得指出的是，「現代性」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利便了日本對琉球的「改土歸流」；同時，「現代性」含有的對人權與自由價值的肯定，也常成爲反殖鬥爭或抵抗國家暴力的有效武器。沖繩在摸索自我認同的漫長歲月中，這種「現代武器」當然也曾出現過。
[1] 「泛歷史學派」的主要論者包括Tilly、Poggi以及Breuilly。參閲C. Tilly,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in C.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D. Pogg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Hutchinson & Co, 1978)；J. Breuilly,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2). 而Geertz 與Issacs則可視爲早期的「原生論」代表人物。參閲Clifford Geertz,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Clifford Geertz 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of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Harold Issacs, Idols of the Trib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2] 相關討論參考Ernest Gellner and Anthony D. Smith, “The nation: real or imagined?: The Warwick Debates on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 No. 3 (1996), pp. 357~370.
[3]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4]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1983/1991).
[5] 不過，在日本、朝鮮以及越南都曾出現視自己為「中心」的思想，日本學術界稱之為「小中華思想」。江戶時期的山鹿素行（1622-1685）在其著作《中朝事實》（1669年）所形塑的正是以日本朝廷為中心的主體性意識。參閲山鹿素行著、廣瀬豊編，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 第一三卷〉（東京：岩波書店，1940年）。
[6] 當然，這點對中國而言，基本上所指涉的是漢民族，至於其他少數民族在中國蛻變到現代國家的過程中所面臨異於漢民族的困境，則需另作分析。
[7] 朝鮮與越南的許多菁英還在殖民地時代獲得民族自覺的機會，並帶動一般民衆凝聚了一定程度的民族意識，為日後建立民族國家奠定了基礎。
[8] 祇限於主要民族的京族。
[9] 嚴格而言，並非如此。從一八七九年開始所有沖繩縣令或縣知事均由日本本土所指派，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沖繩為美軍所佔領爲止。另外，日本在統治沖繩初期採取了具某種懷柔意義的漸進方針，推行了維持相當長時間的「舊慣溫存」政策。
[10] 嚴格説來，「同化政策」的性質並非純文化層面，而常常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
[11] 日本在其後獲取的殖民地所推行的「同化政策」與其在沖繩所實施的大同小異，尤其與一九三七年後同樣在臺灣與朝鮮所強制推行的「皇民化教育」，更是高度一致。
琉球故事〈五〉：「三起三落」的「祖國」——尋覓與猶豫
對許多瞭解琉球歷史的人而言，他們所感受到最「弔詭」的現象，莫過於一九五○至六○年代在沖繩出現的轟轟烈烈地要求「復歸（日本）祖國」的民衆運動。因爲一來沖繩曾經擁有異於日本的國家與民族的歷史及文化；二來自一六○九年後琉球被迫接受日本薩摩長達近二百七十年沉重的經濟壓榨，一八七九年為日本以武力所吞併後有又受到日本人的歧視，而且還經歷過二戰時期的毀滅性沖繩戰。這些對許多沖繩民衆而言至今仍記憶猶新，爲何戰後的沖繩民衆仍視日本為「祖國」，並迫不及待地熱切期盼回到「祖國」的懷抱呢？
關於這一「弔詭」現象，從沖繩學者之間衆多的解釋中可歸納為以下三種説法。其一，源自對時局變化與戰爭的憂慮。二戰後迅速成型的東西冷戰格局於一九四○年代末擴大到東亞地區，面對中國的「共產化」與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開始著手建設美軍基地，以致沖繩民衆擔憂會再捲入戰事，也擔心美國會對沖繩實施永久的統治；其二，基於對美國統治的不滿。沖繩的民衆至今仍對美國統治沖繩二十七年的成績大多抱持否定的態度，批判其間「壓制人權與民主」[1]，又建樹不多。其三，出於對新和平日本的嚮往與期待。經過美國主導的戰後重建工程，日本重獲獨立並擁有一部和平憲法，民主主義也在日本本土得到落實。
然而，筆者以爲這些論述充其量只能解釋琉球民衆不願繼續接受美國的統治，但無法解釋爲何非不考慮獨立或其它選項，而非要選擇回到日本。筆者以爲解讀該現象不能忽略從認同與戰後琉球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轉變來觀察。
首先是經過戰前六十六年接受日本同化的經驗，尤其是末期的「皇民化教育」，沖繩民衆的認同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日本人意識（包括部分「皇民」意識）在沖繩社會已經根深蒂固。儘管受到沖繩戰與戰後美軍統治的激烈動蕩，戰後初期的沖繩社會也確實存在過與日本保持距離的思潮，部分人士多少對日本存有怨恨乃至萌離心之念，然而大多數民衆内心的日本人意識終究戰勝了「離家出走」的想法，因爲「再壞也是父母」。既然是從日本人的身份出發，即使在檢討戰爭的責任上，也祗是「為父之過」，如同長崎與廣島的民衆，不會因爲飽受源於日本拒絕投降的原爆之災而要求脫離日本尋求獨立一樣。
其二，戰後的沖繩出現強大的左派（日本稱「革新」）勢力，其意識形態與抗爭方向影響了對沖繩未來的選擇。隨著沖繩人民黨於一九四七年成立，沖繩的左派勢力迅速壯大，並成爲與美國統治者抗爭的主要力量。人民黨在建黨初期一度「感謝美軍解放被日本軍閥剝奪了言論、結社、集會和出版自由的沖繩人」[2]。不過，隨著美國對韓戰以及臺海危機的介入，東亞冷戰格局迅速成型，人民黨遂與包括日本本土在内的亞洲社會主義陣營看齊，改變對美國的態度，視其為頭號敵人，並展開對直接統治者「美帝」的長期鬥爭。以人民黨與隨後成立的沖繩社會大衆黨以及沖繩社會黨為主力的左派勢力更以要求「復歸日本」作爲反對和終止美國統治的武器。除了與日本共產黨有密切關係外，上述的「日本人意識」仍是左右沖繩左派勢力選擇「復歸」為反美武器的主要因素。這點也反映在「復歸運動」中高頻率地使用「復歸祖國」的口號上。
視日本為「祖國」，認同自己為日本人，基本上可視爲過去近一百三十年的歷史長河中，沖繩民衆認同的主要方向。然而，即便如此，並非意味著期間沒有出現過猶豫、徘徊、反復的景象。沖繩的整段近現代史，其實恰恰正是沖繩社會的認同葛藤史。根據筆者的觀察，圍繞著對自我認同的尋覓與摸索，幾代沖繩人民經歷了一個三起三落的反復歷程，這在認同的研究史上應是頗爲罕見的個案。所謂「三起三落」，指的是時而強調自己的「沖繩人」意識，為過去那輝煌的琉球國歷史與文化而自豪，是為「沖繩民族主義」的浮現；時而又聲嘶力竭地追求自己的「日本人」身份，還爲此掀起一波波「同化」或「復歸」日本的社會運動，是為「日本民族主義」的表露。
第一波「沖繩民族主義」浪潮因一八七九年日本吞併琉球而出現。這波反對日本吞併與統治的運動自從一八七五年日本政府要求琉球脫離與中國的關係起，大約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結束爲止。從該運動的本質而言，可稱爲一場「琉球抗日復國運動」[3]。該運動在為期近半個世紀期間，出現了包括向中國求援、向駐東京各國使節求助、原琉球高官拒絕就任新職、原高級官員間反對吞併的聯署、罷工罷市、滲透到各地的「血判書」聯署[4]、暴動[5]、流亡中國、殉國[6]等多種形態，其中以前高官為首的社會菁英到中國求援的活動為期最久。運動最終因中國未能派兵前往琉球，而琉球本身無力單獨抵抗日本而以失敗告終。此一時期處前近代與近代交接時期，運動參與者多仍一方面視清朝為「天朝上國」，同時也在這一場復國運動中確認了對琉球強烈的認同感。從四十多封琉球復國陳請書以及運動參與者所留下的詩文中，有關「敝國」的表述均指琉球，其中所流露出的愛國情懷，隨處可見。儘管運動沒有獲得成功，然而運動本身成爲「琉球認同」得以確認和普遍化的重要契機。因此，這場運動可視爲近現代「沖繩民族主義」的起點[7]。
然而，由於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歷史性地敗給日本，使得琉球復國無望，也導致沖繩社會的内在變化。在其後沖繩年輕知識菁英的鼓動下，配合日本新政以來所極力推行的「由上而下」的同化政策，沖繩社會掀起了一股「當日本人」的社會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兩位知識菁英扮演了影響深遠的重要角色。其中一人是其時輿論界著名的文化人太田朝敷（1865-1938）。太田「連打噴嚏的樣子也要學日本人」的名句成爲該時期同化運動的象徵。而被稱爲「沖繩學之父」的大學者伊波普猷（1876-1947）除了著文力陳「琉球處分為奴隸解放之擧」，為日本吞併琉球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問題解套外，說其花畢生的精力所鑽研的學問是在證明琉球與日本本為同一祖先，以支持其主張的「日琉同祖論」也不為過。這一場「由下而上」的自發性民間同化運動，可定位為沖繩的第一波「日本民族主義」運動。
一九四五年，沖繩社會經歷了另一次「現代衝擊」。一場慘烈的沖繩戰，加速了日本的戰敗，其後美國佔領了沖繩並開始了長達二十七年之久的統治。如此的巨變，引發了沖繩社會呈現出一股脫離日本，傾向獨立的思潮[8]。除了部分當時沖繩出身的政府要員時而發出具沖繩主體性色彩的言論外，一九四七年前後成立的三個本土政黨不約而同地抱有明顯的獨立傾向。
率先成立的沖繩民主同盟在建黨宣言中，就將「確立沖繩人的沖繩」列爲第一項行動口號[9]。該黨於翌年五月召開的第二次黨代會上，通過了黨的綱領與宣言，其中「政策表」内的第一項「恒久政策」便清楚記載了「建立獨立共和國」。如前所述，隨後成立的沖繩人民黨在建黨初期也傾向獨立。事實上在其黨綱裏，就不乏「重建自主的沖繩」與「成立人民自治政府」等有關沖繩主體性的表述。而同年成立的社會黨，其獨立傾向更爲明顯。該黨綱的第一項就確定了「吾等期許在美國的支援下，建設民主主義的新琉球」的基本方針，同時也將「迅速整合南北琉球，整建國家體制」設為「基本政策」中的第一項「政治行政政策」。儘管當時淪爲焦土的沖繩剛剛結束戰爭，百廢待興，一般民衆為了基本的生活而頻於奔命，無暇思考沖繩未來的國家定位，不過三黨的政策方向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該波獨立思潮爲近代以來第二波「沖繩民族主義」浪潮的湧現，其「祖國」的座標指向沖繩。
弔詭的是，該座標基本上祗維持了五年，隨後「祖國」指向了日本。如前所述，隨著冷戰格局的成型、沖繩左派勢力的壯大，以及大部分民衆内心已經根深蒂固的日本人意識，踏入一九五○年後，由「反美」的左派勢力所發起的「復歸祖國運動」正式啓動。除了左派政黨外，各個工會也紛紛加入。運動初期採用聯署方式，後來則發展成以群衆運動為主軸的模式。到了一九六○年代，運動隨著「沖繩縣祖國復歸協議會」的成立而如火如荼，充當運動先鋒的沖繩社會大衆黨更在其黨綱中將「復歸祖國」列爲首要目標，淩駕於其它所有政策之上[10]。根據該階段的特徵，筆者將之定位為「全方位反體制大衆運動」[11]。在轟轟烈烈的「復歸祖國」自身演變成一種意識形態的氛圍下，包括要求獨立或支持美國信托管治的主張均沒有其發展的空間。是為沖繩的第二波「日本民族主義」運動。
然而，當「復歸祖國」的運動所高舉的目標即將實現的時候，運動突然出現了緊急刹車。一九六八年日本政府發表了與美國的談判結果，宣佈沖繩將於一九七二年「復歸」日本。根據談判的内容，美軍在移交行政權予日本政府後，將會繼續駐守沖繩。由於「復歸運動」在後期將鬥爭的具體目標鎖定為「非核、向日本看齊」[12]，日本政府的宣佈讓參與運動者感到「被出賣」，因此「復歸運動」將抗爭對象從美國擴大到日本政府。如此一來，要求「復歸」日本的熱度驟然下降。與此同時，「反復歸」的聲音也隨之浮現。其時的「反復歸」勢力可分爲三派，一是原來支持「復歸」，然而在較早時期就察覺運動「走歪」的知識菁英，是為「復歸反省派」[13]，代表人物是新川明、川満信一、岡本惠德、仲宗根勇等。其中，新川明所著的《反國家的兇區》[14]至今仍被奉為沖繩自立思想的經典。該書一方面頌揚自立精神，另一方面批判「復歸運動」自我矮化以及絕對化的國家主義「病理」。「反復歸」的另一派來自財經界，該勢力在早期就提出「復歸尚早」的觀點，在「復歸」之前，組成「琉球議会」（真榮田義見為委員長）[15]與「沖繩人創建沖繩之會」（原琉球政府行政主席當間重剛受邀主持）[16]。第三派為「傳統獨立派」，一九六九年琉球獨立黨成立，直接主張建立獨立的國家[17]。三個派別雖然未能發展至大規模的社會運動[18]，不過仍可視爲第三波的「沖繩民族主義」浪潮。
[1] 美國在琉球所實施的民主化政策方面，儘管面對琉球左派勢力的擡頭存有顧忌，也時而對其採取壓制措施，不過整體而言無論在言論自由或選舉方面都遠較戰前進步。一九五○年琉球群島政府知事與群島議會已經實施普選，一九五二年體制改革後成立的琉球立法院也隨即實施直選，而居琉球政府最高職位的行政主席雖然姍姍來遲，也分別於一九六五年與一九六八年分別實施了間接與直接選舉。這與戰前六十六年間縣知事均由日本遣派非沖繩出身的官員管治有天淵之別。
[2] 沖繩人民黨於1950年1月16日提交美軍政長官的報告書，參閲総務部庶務課，1948年1月以降 政党に関する書類綴，（沖繩縣立公文書館藏）。
[3] 由於運動的最重要形態是前往中國求援，參加者為當時負責取締的日本當局稱爲「脫清人」，該運動也就被冠予「脫清運動」了。
[4] 「血判書」，即俗稱的「生死狀」。以抵制日本的統治爲主旨的該「血判書」寫明凡因抵制日本而遭殺害者，其妻兒由同村聯署者共同撫養，違反者可誅之，其家屬也將被放逐。
[5] 因日本對琉球的吞併而引發唯一的一起暴動，發生於一八七九年的宮古島。背景為簽署了「血判書」的下地利社違約受僱為日本警察翻譯，而遭村民視爲叛逆者，其後下地因欺淩村婦而引發村民不滿並發展成暴動，爲數上千的村民將下地圍剿並將之處死，史稱「贊成事件」（違約贊成歸順日本），參閱日文版Wikipedia「サンシー事件」。
[6] 爲數不多的殉國者中，以林世功（名城里之子親雲上）的事績最爲人所知。林，出身久米村，最後一期官生，官職通事，自一八七六年隨同紫巾官向德宏（幸地親方朝常）、進貢使通事蔡大鼎（伊計親雲上大鼎）等前往中國後，會同被迫滯留中國的進貢使毛精長（國頭親雲上盛乘）等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救國請願運動。一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因感復國無望而於北京自刎殉國。生前寫給恭親王奕訢的請願書中寫到：稟為一死泣請天恩迅賜救主存國……。林之殉國經過，參閲西里喜行，「琉臣殉義事件考」，球陽論叢（那覇：ひるぎ社，1986年）。
[7] 林泉忠，「『琉球抗日復国運動』再考：時期区分と歴史的位置付けを中心に」，政策科学・国際関係論集（沖繩），第6期（琉球大学法文学部，2003年3月），頁59~115。
[8] 林泉忠，「戦後初期沖縄諸政党の独立論：失敗した民族主体性回復の試み」，沖縄関係学研究論集（東京），第4 期（1998年8月），頁63~76。
[9] 山城善光，「荒野の火」〈24〉, 琉球新報（沖繩），1982年3月15日~5月9日。除此之外，還有一段闡述建黨的動機：「吾等期待沖繩人的自我解放，自許成爲新沖繩的先驅。沖繩因日本政府的暴政與侵略主義而遭遇慘憺的命運。淪爲焦土的沖繩勢必由沖繩人的自覺而重建……」。山城善光，前引書。文句間對沖繩與日本的愛恨情感與認同傾向清晰可見。
[10] 也因此，沖繩社會大衆黨被稱爲「復歸政黨」。一九七二年「復歸日本」後，其它政黨或與日本的全國性政黨合流或停止活動，唯獨沖繩社會大衆黨繼續以獨立的姿態存在至今，成爲日本罕見的地方政黨。該黨近年在日本參議院佔有一席議席，議員絲數慶子於二○○六年為在野各黨派共同推舉競選縣知事，結果以高票落選。
[11] 林泉忠，前引書（2005年），第三章
琉球故事〈六〉：不必然的「祖國」
一九七二年，沖繩正式「復歸」日本，是為沖繩近代以來的第三次「歸屬變更」。「復歸」日本後的沖繩一方面享受著許多沖繩人所期待的與日本的一體化生活；另一方面，由於在經濟上長期依賴日本的巨額補助，自尊受損，同時承受美軍基地的壓力，沖繩民衆也開始思變，逐漸走向尋求「自立」的方向。
一九八○年代在工會與知識界之間就出現過「自立論」的討論，提出了沖繩「自治縣」或「自治州」等構想，還制定了各種版本的「憲法」。這一時期的「自立論」思潮，是在「復歸」十周年的時候，作爲對「復歸祖國」的一次反思。到了一九九○年代，沖繩社會摸索「自立」的舉動再次出現，更首度出現了官（縣政府）民共同推動的「自立」運動。自此以後，謀求「沖繩自立」成爲沖繩社會的主流意識。在這一波「自立」主流化的過程中，視日本為「祖國」的意識也相對地趨於淡薄了。
近年來，沖繩社會的「自立」傾向並沒有明顯減弱的趨勢。不過，積極主張的團體仍然不多，主要包括來自文化思想界的「二十一世紀同人會」[1]、學術界的「沖繩自治研究會」[2]，以及單槍匹馬，於二○○五恢復運作的「琉球獨立黨」。「琉球獨立黨」是唯一以「獨立」為訴求，展開政治活動的團體，而其它團體不但低調，甚至傾向使用「自立」以取代相對敏感的「獨立」。
「自立」的内涵模糊，容許存在多種版本的闡釋，未必等同於追求政治上的完整獨立，儘管沖繩的「自立」基本上是以提高沖繩的自主能力，減少中央干預為前提的[3]。換言之，沖繩一方便傾向建立自己具主體性意義的社會，另一方面，卻依然對脫離日本而「獨立」有相當程度的保留。這一弔詭現象反映了沖繩民衆複雜的認同結構，筆者於二○○五年及二○○六年所主持的有關沖繩民衆認同的民調結果，也顯示了此一特徵。
沖繩民衆明確傾向沖繩獨立的僅佔約四分之一，而反對的則佔了六成左右。其中，反對的理由中，以「沖繩沒有自立的能力」為最多，佔了百分之三十二點六。而表二則顯示了大部分沖繩民衆的認同結構是在「沖繩人」與「日本人」之間徘徊，印證了沖繩是一個擁有高度複合性認同特徵的族群社會。
如果進一步分析沖繩社會的認同結構，可以發現其複合性包括兩個層面。其一，沖繩社會並存兩種身份認同，即「沖繩人」與「日本人」，從民調的結果可以察覺出三至四成民衆傾向區隔這兩種認同[4]。其中「沖繩人」意識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性，其假想敵為「日本人」[5]；其二，另外四成的民衆同時擁有這兩種認同，對這些人而言，兩者雖屬不同層次的認同，並不互相排斥。這一特徵與臺灣、香港和澳門也有相似之處[6]
「日本人」認同者在沖繩社會裏並非是少數，從歷史的推移而言，這是一八七九年琉球「脫中入日」後持續六十六年的日本化，以及一九七二年「復歸祖國」後與日本三十多年的一體化所致。值得指出的是，沖繩的日本化過程，不僅僅是對沖繩社會單向式地移植日本文化，同時還包括通過行政手段來壓抑乃至去除充滿中國文化内涵的琉球文化。換言之，近代以來沖繩社會的日本化之所以成功，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視爲是建立在「去中國化」的基礎上的。同時，近代以來中國在沖繩社會的「退出」，還不單單祗是在中國對沖繩的政治與文化的影響上，也呈現在沖繩民衆對中國的離心力上。這也反映在戰後沖繩的反美左派勢力，爲何選擇與日本本土的左派陣營結合，而不投向社會主義中國的緣故。
另一方面，如今沖繩民衆的「沖繩人」認同意識並不比「日本人」意識來的薄弱，揭示了通過「國家暴力」而推行到極致的「同化政策」也有其局限性[7]。而這局限性也反映在不能徹底阻止在部分沖繩民衆之間存在對「祖國」概念的模糊性與流動性上。
本文所呈現的近一百三十年來沖繩社會在建構自我認同的道路上跌宕起伏、「三起三落」的特異歷程，正是「祖國」這一本應是「理所當然」的概念在沖繩社會所遭遇到的弔詭現象所折射的結果。造就此一認同特徵的，除了可以從微觀的角度，觀察各個歷史階段存在不同的影響因素外，還可以從宏觀的角度，即從形成問題的構造來分析。本文指出，由「歸屬變更」與「同化政策」為兩個面向的「現代衝擊」是導致「祖國」在沖繩的弔詭現象以及民衆高度複合性認同結構的元兇。從另一角度而言，這也是傳統的「中心——邊陲」關係於現代的變遷所帶來的結果。同時，這還是沖繩與臺灣、香港和澳門之間不可忽視的主要共同特徵[8]。
儘管臺灣、香港和澳門的歷史處境與沖繩不盡相同，卻也不約而同地出現不一致的「祖國」觀念。與香港及澳門在「回歸祖國」前不以殖民宗主國為認同對象，而徘徊於「兩個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比，「祖國」的概念在臺灣顯得更爲詭異。在戰前臺灣菁英的論述與創作裏，「祖國」的概念已不時出現，其指稱是在「中國」、「日本」與「臺灣」間挪移。經過戰後内戰與冷戰的雙重夾擊以及隨著威權政體的民主化、臺灣主體性意識的高揚，臺灣社會的認同分裂進一步加劇，也再度出現對「祖國」概念的模糊化趨勢。
圍繞著「祖國」的弔詭現象，沖繩所經歷的比臺灣、香港和澳門都來得早、來得長。其歷史脈絡通過本文的剖析，當可發現與臺灣、香港和澳門有不少符節之處，對臺、港、澳認同問題的爬梳應具有啟示的作用。
筆者在近年的研究中，根據沖繩、臺灣、香港乃至澳門的三個共通特徵，即歷史的「邊陲性」、近代以降所經歷過的「歸屬變更」與殖民統治、以及「回歸」後與「祖國」的認同摩擦，而將該四個地區統稱為「邊陲東亞」[9]。值得指出的是，這些地區中帶有政治化本土主體性意識的持續存在與發酵，意味著這些社會正在出現某種程度的「去邊陲化」現象。而在此過程中，圍繞著「祖國」的弔詭現象也將難以避免地繼續呈現。
[1] 「二十一世紀同人會」成立於二○○○年，為專門研究探討沖繩「自立」與「獨立」的團體，主要會員包括新川明、川満信一、安里英子、高良勉、喜納昌吉、後田多敦等許多文化界名人。
[2] 「沖繩自治研究會」以琉球大學教授仲地博與島袋純為主要骨幹，結集了沖繩縣内各大學的法政學者。
[3] 有關沖繩社會使用有別於「獨立」的「自立」與「自治」在文意上的區別及近代以降相關運動的歷史變遷，參閲林泉忠，「『豹変』を繰り返した沖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地域政策（東京），第17期（2005年秋季號），頁32~39。
[4] 該種「複合性」認同也可稱爲「多元性」認同。
[5] 筆者以爲「沖繩人」意識與「大阪人」意識的本質並不相同，因爲後者不曾以「日本人」為區隔對象。
[6] 林泉忠，前引論文（2004年）；林泉忠，前引書（2005年），序章。
[7] 近年「沖繩人」意識持續高漲的背景，與一九八○年代後琉球傳統文化的部分復興、觀光業的蓬勃以及沖繩出身的藝人在本土廣受歡迎的新現象也有一定關係。
[8] 同前注。
[9] 同前注。